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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终于退去,像一场席卷一切后仓皇撤离的野火,留下的不是焦土逢春的生机,而是一片被过度焚烧后、暴露在冷风中的、脆弱不堪的废墟。
我的身体,成了这场“火灾”最直接的受害者。
后遗症像潜伏在阴影里的鬼魅,悄无声息地附着上来,日夜提醒着我那场持续五日六夜的折磨并非梦境。
最明显的是耳鸣。并非尖锐的噪音,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嗡鸣,像有无数只细小的飞虫永远盘旋在耳道深处。它时强时弱,在寂静的夜里尤为清晰,剥夺了睡眠的安宁,也让沈修或林哲与我说话时,我时常需要侧耳费力辨认,反应总是慢上半拍。
视力似乎也受到了影响。看东西偶尔会模糊,尤其是从暗处转向光亮时,眼前会短暂地晕开一片白雾。医生说是高烧消耗过度、身体未恢复的缘故,需要时间。但我看着沈修为我削苹果时流畅的指尖,或是窗外树叶清晰的脉络,再对比自己眼前时而晃动的虚影,心里总会漫起一层无能为力的焦躁。
怕冷。明明是秋意渐浓、尚且称不上严寒的时节,我却总感到一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即使穿着厚厚的毛衣,裹着毛毯,坐在阳光最好的位置,手脚也常常是冰凉的。夜里更是需要加盖厚厚的被子,有时还会被自己身体无法产热的冰冷感冻醒,蜷缩成一团,直到沈修察觉,默默地再为我添一床毯子,或是将暖水袋塞进我的被窝。
精力更是一落千丈。以往还能勉强看看书,在阳台上侍弄一下那几盆顽强的绿植,或是听林哲眉飞色舞地讲上半小时而不觉得疲惫。现在,仅仅是坐起来吃一顿饭,与人交谈十几分钟,都会让我感到头晕目眩,胸口发闷,必须立刻躺下休息。身体像一台耗尽了所有燃料的老旧机器,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变得滞涩而沉重。
最让我不安的,是味觉和食欲的持续不振。沈修变着花样准备清淡可口的病号餐,林哲也搜罗来各种据说开胃的零食小吃。但食物送到嘴边,常常只感到一阵莫名的腻烦和隐隐的反胃。勉强吃下去一点,胃里也像塞了块石头,沉甸甸的不舒服。我看着镜子里自己迅速消瘦下去、颧骨凸出的脸,和沈修眼中无法掩饰的忧虑,心里又急又愧,却无力改变。
我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精心照料的、脆弱的瓷娃娃。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沈修和林哲的神经。他们说话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轻,脚步放得格外缓,看我的眼神里总是带着小心翼翼的探询和随时准备伸出的援手。
这种无力感和成为负担的认知,比高烧时的痛苦更让人窒息。我讨厌这样无能的自己。
而沈修的变化,比我身体的后遗症,更为隐晦,却也更为深刻。
他依旧是我最坚实的依靠,无微不至的照料者。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他变得异常沉默。不是以往那种带着守护意味的、令人安心的沉静,而是一种内里绷紧到极致、仿佛有什么冰冷坚硬的东西正在凝结的沉默。他常常会陷入长时间的出神,目光落在虚空某处,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桌面或膝盖,那节奏带着一种沉思的、甚至有点冷酷的韵律。有时我半夜醒来,会看到他书房的门缝下依然透出灯光,很晚,很晚。
他对我的照护更加周密,甚至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气温稍有变化,衣物增减他必然亲自过问;入口的每一样食物、每一种药物,他都要反复确认来源和时效;我任何一点细微的不适——咳嗽一声,眉头轻蹙——都会立刻引来他高度警觉的询问和检查。仿佛那场高烧和晕厥,在他心里刻下了太深的恐惧,让他成了惊弓之鸟,杯弓蛇影。
而这种过度紧绷的保护欲,背后燃烧的,是对另一人的、毫不掩饰的、日益凛冽的怒火与寒意。
顾凛。
这个名字,在我们之间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区,一个引发空气骤然降温的咒语。没有人提起那天街角的遭遇,但我们都清楚,我这场几乎要了命的高烧,根源在谁。
他不再只是被动地防御,守护我们这个小小的避风港。他开始主动地、凌厉地出击。
起初,是一些不易察觉的迹象。
林哲来的时候,偶尔会压低声音,用兴奋又解气的语气跟沈修说几句:“……那边又丢了个大单子,听说董事会都快炸了……”“他那个心腹副手,好像因为什么陈年旧账被请去‘喝茶’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沈修通常只是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偶尔点一下头,或简短地交代一句:“证据链要坐实。”“时机把握好。”
后来,连我都能从一些财经新闻的边角料里,拼凑出一些信息。顾氏集团近期的日子显然不好过。几个重要的海外合作项目接连受阻,不是遭遇严格的资质复审,就是合作方突然提出苛刻的新条款。国内原本稳固的供应链也频频出现“意外”中断,导致生产延误,股价随之波动。更有一些小道消息开始流传,关于顾凛早年一些不那么合规的商业操作,关于集团内部愈演愈烈的派系倾轧……
这些新闻里的“顾氏集团”和“顾凛”,与我记忆中那个不可一世、掌控生死的暴君形象重叠,又剥离。我冷漠地看着,心里掀不起太多波澜,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确认:啊,他在倒霉。是哥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