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国治接着道:“站在国资立场角度如何看待大股东与企业争端,我觉得还是要稳字当先,不管投票决定还是充分协商都不能伤和气,当然最好结果双方各退半步,市场没有绝对胜负,对吧?”
“毕市长觉得怎么退?”马卫国对他的态度颇为恼火,逼问道。
毕国治沉着地答道:“同意孙福忠为城商行行长,但紧接着董事会要提名市国资推荐的两名副行长人选,一位担任常务副行长,一位接替孙福忠负责资产处置。”
即退一争二,用两名国资系副行长来遏制孙福忠的权力,听起来很具操作性,按理戚长隆也会适当退让。
马卫国脸色稍霁,陈晓卫到底精细多问了一句:“之前内部协商期间怎么没提这个方案?还是提了遭到某一方反对?”
“城商行不同意,”毕国治道,“董事长尚伟弘想提拔自己人,不同意大股东推荐人选入局。”
“哦……”
在场领导都淡淡地应了一声,这时候董事长的意见无疑最可以忽视,没人把尚伟弘当回事儿。
正常情况下市委不会轻易调整城商行一把手,一来毕竟股东大会选出来的,符合《公司法》流程和程序;二来尚伟弘是城商行元老,亲自主导城市信用社合并工作,花了十年时间将总资产不到百亿的城商行打造成千亿级地方银行航母,功不可没;三来除了尚伟弘,城商行系统目前找不出能镇得住场子的。
但这仅仅是正常情况,倘若尚伟弘居功自傲、不听从组织调度,那么居丛岳就是前车之鉴,维护党委正府权威和组织纪律严肃性高于一切,届时根本不会考虑企业发展前景、利益等等。
那些都无足轻重。
毕国治续道:“更换会计事务所也可以,目前这家跟市财正脱钩了,为城商行服务周期也比较长,按规定也到更换的时候;补充条件是新聘事务所不得与华隆等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保持第三方审计的独立性。”
听起来天衣无缝,实际上在场领导都不是呆子,心里清楚股权穿透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实际控制完全两码事,戚长隆在金河随便找家所谓第三方事务所就能蒙混过关。
“最后关于收购金融服务社,”毕国治道,“股东大会同意收购行为,毕竟城商行代垫兑付在先有优先收购权,但不同意华隆方面开的四亿价格,双方继续保持协商沟通直至交易完成。”
陈晓卫到底外行,感觉毕国治所提的看法至少让争执双方场面上过得去,应该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正待说话,冷不丁薛立权杀出来——
薛立权越听越不对劲,见陈晓卫准备表态不顾官场礼节拦腰打断,道:
“毕市长说双方各退半步,可是,我只看到国资委和城商行在退,华隆可是步步占先!第一个议题,华隆系提名孙福忠为行长获得通过;第二个议题同意更换会计事务所;第三个议题用优先权绑架城商行继续谈判,接下来行长变成孙福忠,事务所又换了,价格问题还有悬念吗?”
经薛立权提醒,陈晓卫才悟出被毕国治绕来绕去都绕糊涂了,遂道:
“哎附加条件跟议题过关可不是一码事儿,附加条件后面有得商量,议题经股东大会通过就有法律效力,毕市长不能这样拉偏架。”
毕国治并不怵这位常务副省长,淡淡道:
“个人看法,陈省长点名我才说的,具体执行当然以省领导指示为准。”
马卫国刺了他一句:
“省市两级内部首先就得统一,不能各唱各的调!”
陈晓卫则道:“请立权主任谈谈。”
薛立权干脆利落道:
“行长人选关系到城商行业务经营和发展方向,不能同意大股东单方面提名;毕市长所说的更换事务所理由充分,可以同意,但必须注明新聘事务所注册地在京都或碧海且至少十五年以上;收购金融服务社议题要等价格谈妥、签订收购协议才能上会,该议题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