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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他召集所有仍在联络的执笔人,在密室举行秘密会议。
秦知微、叶知秋、林潮、周念真、陆野、阿澜的母亲(她如今也成为一名敢塾讲师)……共三十九人,围坐一圈。
没有议程,没有主持人,只有炭笔与纸张。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誊抄《沉默者编年史》全文。
每人负责一段,不分昼夜,接力书写。
饿了啃干粮,困了席地而眠,手酸了换人,笔断了接续。
七十二小时后,全书完成,共一百七十三页,装订成册,置于石台中央。
随后,他们开始讨论未来。
“我们要建更多敢塾。”
林潮说,“不只是现实中的,还要有虚拟的??通过口耳相传、手势密码、甚至梦境连接。”
“我们需要一套抗审查的书写系统。”
周念真提议,“不用电,不联网,靠自然材料传递信息,比如用植物汁液在布上写字,遇热显影。”
“更重要的是传承机制。”
叶知秋补充,“每个执笔人必须找到至少一个接班人,无论年龄、身份、智力。
只要他还愿意思考,就值得拥有一支笔。”
陈小满听着,默默记录。
最后,他抬起头:“我们不再设领袖,不再立章程。
这场运动的本质,就是去中心化。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守护‘书写权’本身??不让它被收编,不让它被神化,不让它变成新的枷锁。”
众人点头。
散会前,他取出那支伴随他至今的炭笔,轻轻折成两段。
一段递给秦知微,一段递给阿澜。
“它不属于任何人。”
他说,“但它必须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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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春天真正降临。
城市解封,学校复课。
陈小满回到教室,发现讲台上多了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那支断裂的炭笔,下方附有一行说明:
>“此物为‘平民启蒙运动’初始信物,
>象征思想不可垄断,
>文字属于人民。”
学生们私下给它起了个名字:“**断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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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课堂之外。
语文课上,老师不再要求背诵“标准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