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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皇帝道：“这些揭贴非常受欢迎，所以才会被送到朕的面前。”

皇帝派去的使者“监察民情”，当然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一记录；关注的重点，必然是被长安上下所热烈追捧的某些论调，而根据使者的观察，儒生们推出来的这个大开倒车，梦回上古的论调，恰恰就是最激烈、最热情、最受欢迎的观点之一——使者们收集上来的揭贴，就是由市井商贩们自行传抄、扩散的手抄本，其传颂之积极主动，简直不在所谓《张角奇遇记》的话本之下。

老登张了张嘴，本能地想要表达质疑；但话到嘴边，却又实在无法开口——他清楚“自己”的脾气，如果这种莫名热度背后真有什么看不见的黑手暗自操纵，那估计使者就是掘地三尺，也得将始作俑者挖出来拷问示众；如今“自己”不声不响，不言不语，还有功夫仔细阅读这些荒谬的揭贴，那说明是真找不出任何甩锅的对象，以至于无可奈何，不能不直面这一古怪的现实。

——所以说，为什么呢？

如果强行要解释，那其实也不是没有理由；譬如舆论天生就喜欢偏激古怪的论调，譬如传抄这些揭贴的平民很可能根本没有搞懂儒生的玄妙理论，只是图一时痛快而乌鸦学舌而已；但千万种理由逐一从老登心中浮起，却又一一陨灭；在内心深处，他其实非常明白，这样的论调能够大行其是，那其实只有一个根本的缘由——

长安城中的百姓真的非常不满。

为什么不满呢？因为抛开后面的逆天观点不言，儒生们前头的批判说的都是真话——从高皇帝以来，关中朝廷铸了七十年的铜钱，这种往钱里掺铁的伪劣勾当也就干了七十年；长安天子一届一届换过多少个了？到现在改过不啦？！大家受苦受了七十年，凭什么不能抱怨？！

如果说其余地带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金银珠玉毫无用处；那关中长安富集天下精粹，本来就是这个时代贸易最为兴盛的都市；城中商贩云集，遭受□□的荼毒格外严重，人家长久淤积的愤恨，当然要找个口子发泄。

不过……

“这些人疯了么？”刘先生低声道：“宣扬这样的观点，何异于自寻死路！”

不满归不满，可这些人追捧的都是什么论调？废弃货币、废弃市场、废弃商品经济，废弃整个文明的根基——如果真如极端派儒生所言，大家逆练真经梦回上古，那偏远地带的农民无非苟一苟继续种地度日，横竖“帝力于我何有哉”；但长安城中的市民阶级朝不保夕，可是一定会被大清算的！

没有货币，没有市场，没有城市化，那长安市集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寄身于市集的商贩大胆支持这种论调，和野猪精研红烧肉烹饪技术有什么区别？

显然，这个举止同样在活皇帝的理解范围以外。他默然片刻，只能叹一口气：

“……朕大抵是明白，王莽是怎么上位的了。”

地府君臣翩然而至，除了送来超大剂量的阴阳怪气、恶毒互怼以外，还有不少有用的消息，其中王莽篡汉的片段，就是皇帝再三研读、逐一品味，并曾为之大感迷惑的内容。一个外戚出身的儒生，居然能在传承稳定、天下太平的岁月，仅仅依靠所谓的谶纬，所谓的民望，所谓的万众推举，就能轻轻巧巧、毫不费力，几乎是滴血不沾的拿走老刘家两百年的稳当基业，这样的异事，恐怕翻遍整个五千年的历史，亦仅此一根独苗吧？

而且，最诡异、最离奇的是，虽然世俗传言“王莽谦恭未篡时”，但以《汉书》记载而论，此人未篡之前的种种表态，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大言欺世的野心角色；他在篡位之前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在篡位之后同样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那种尊孔复古、重归三代的政治倾向。从来都是如此显豁、鲜明，毫无掩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襟怀坦白，高风亮节，绝不能称之为什么居心叵测的政治骗子。

可是，就算王莽复古的极端倾向已经显豁到直接写脸上了，支持他的人依然大把大把；甚至狂热支持的铁粉中，还有不少地方官吏、游侠，乃至刘姓宗室——这些人难道不明白，如果王莽的尊孔复古真的付诸实践，那第一个倒血霉的就会是他们？

一群儒家原教旨主义的眼中钉居然还卖命支持一个铁血的极端儒生，这魔幻程度大约等同于白羽鸡支持肯德基疯狂星期四；以至于皇帝读这一段时读得恍兮惚兮，几乎怀疑《汉书》是遗漏了什么关键的付费章节，以至于前后行文出现了致命的疏漏——一群鸡卖力支持疯狂星期四，这河狸吗？这河狸吗？！回答我！

但现在，残酷的现实就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告诉他不要在事实面前谈这些无聊的逻辑。如果一群仰仗商品经济存活的小商贩可以自费传颂儒生废除货币的传单，那百年后的官吏游侠凭什么不可以推崇一个品德高尚的儒教圣人？甚而言之，这些人倒向儒学原教旨主义的理由，恐怕都是如出一辙——

“想必百年后的人也是同样的心情吧。”皇帝冷冷道：“长安的小商贩对劣钱太不满了，所以宁愿支持儒生的狂论，以此发泄愤恨；百年后的人呢？他们对汉室的不满也到达了顶点，当然会倾向于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君子，哪怕……”

——哪怕这个道德君子的政治主张，其实条条都是杀人的快刀。

刘先生有些无言。显然，百年后人们对汉室的不满，百分之八十都源自于“他”闹出来的祸患。官吏、游侠、宗室，各个都是在汉武帝的铁血手腕中领教过惨烈滋味的受害者，以至于创巨痛深、磨牙吮血，百余年依旧不能忘却；时时刻刻都在寻觅缝隙，伺机要给武帝的基业来一发痛击。事实上，早在武帝崩逝之时，有关汉运衰落、天命更替的谣言，就已经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而王莽所得到的这种狂热追捧，不过是情绪积蓄多年之后的总爆发而已。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孝武皇帝给后代挖的大坑——霍光填了十几年，宣帝填了几十年，靠着尽力裱糊勉强裱糊得像那么回事；然后元帝成帝裱糊不住，事情瞬间就来了个大崩盘。

当然啦，鉴于这个大坑对于活皇帝来说还只是可以规避的“未来”，所以真正应该为之负责的，似乎只有盖棺定论的死鬼——而老登本人亦颇为尴尬，不能不哼了一声，做出锐评：

“……不过是蠢货发疯而已。”

“的确是蠢货发疯。”皇帝大表赞同：“可是，蠢货的疯狂也有自己的力量。”

白羽鸡支持疯狂星期四看上去是个笑话。但要是这群疯批饲料鸡真把疯狂星期四活动给办成了，那估计养殖场里的所有动物就都该笑不出来了——便如王莽当年上位后的故事。

疯子怎么了？疯子的力量也是力量，傻x的共识也是共识。如果真有一群蠢货在发自内心的相信一个极端理论，那么无论这论调多么荒谬，上位者最好都不要小瞧它的破坏力。

“一开始收到这些揭贴时，朕非常不快，同时还觉得荒谬。”大概是提前发泄过了火气，皇帝脸色相对平和得多，但显而易见，在最初看到内容时，他的反应绝不只是什么“不快”：“不过，朕派到其余地方的使者也陆续送回了消息。说这样的论调并不止于长安，多日以来议论随着揭贴扩散，在关中各处都有了影子。”

在关中各处都有了影子，那说明并不是什么某个强大的幕后黑手在暗自操纵——因为如今的局势之下，有这个能耐控制整个关中舆论的，有且仅有皇权一个；但如果不是显要的宗室或者外戚在强力操纵，那无论这个舆论是以什么方式扩散，至少都说明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情绪——这就足以让皇帝迅速平息那狂躁的愤怒，感到莫大的震动了。

与后世信息技术泛滥成灾，组织几个水军就能在短期控制气氛的癫狂舆论场不同；在如今这个时代，朝廷上下对文字依旧有着基本的敬畏与尊重。即使京城的印刷术与造纸术成功压低了传播的成本，能够识字断文、出口成章的人物依旧寥寥可数。更不必说，为了防止朝廷从印刷作坊查出揭贴下落，不少人传播的传单还是手写——用左手誊抄的字迹。

要是有人在网上复制个几千字到处粘贴，你可能只会觉得他是闲得无聊的职业水军，除了感叹浪费经费以外毫无触动；但要是此人毅力强极绝伦，能忍着寂寞用左手写几十万字扩散传播，那恐怕你就得认真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了——行动力强到这个地步的人物，是可以轻易招惹的吗？

一夫敢死，万人莫当；万夫敢死，天下横行。皇帝只消数一数传单的数量，被冒犯的愤怒就即刻烟消云散，转为另一种警惕：从这个数量上来看，无论传单上的思想多么愚蠢低级，现在都至少有一群行动力爆表的疯子在坚定不移的笃信着这套谬论，并决心以生命来践行它。这些人敢在长安传播如此忤逆的理论，估计是早就做好了殉道的准备；而面对一群连殉道都不畏惧的疯批，皇帝似乎也的确……

老登抬了抬眉：“所以你就心慈手软了？”

“也谈不上心慈手软吧。”皇帝彬彬有礼道：“毕竟你也用过霹雳手段，效果又是如何呢？”

老登晚年大逃杀，杀来杀去朝堂一空，最后还是没有按住儒家搞极端化。就算现在皇帝的手段更高明、更精细，真把制造这股思潮的罪魁祸首找出来宰了，又能改变什么局势？甚而言之，如果这罪魁祸首足够聪明也足够狠心，自己站出来承担下所有责任，坦然受之而伏罪自杀，那他就等于殉道殉教，可以拔宅飞升，立成圣人——怎么，皇帝要替儒家生造一个继于孔子之后的圣灵么？

老登噎了一噎，没有回话。当然，他也确实有点回不出话来。归根到底，武皇帝（两个都是）最擅长的手段不过大棒加甜枣，打一巴掌揉三揉；但要是遇上软硬不吃，一心一意追求乌托邦的疯批，那这一切的技术都很难发挥作用。

事实上，又岂止是武帝的做法失效呢？武帝之后还有数代君主，但无论是贤明如昭、宣，还是寻常如元、成，皇帝们百般折腾，最大的能耐也不过是与儒生虚与委蛇，拼命押后那注定的结局而已；但无论上面如何的腾挪、敷衍、搪塞，儒家狂信徒们日拱一卒，不屈不挠，却必将达到自己渴慕的结局——他们想要一个乌托邦，那皇帝就必须给他们一个乌托邦；要是皇帝不愿意，他们就自己来抢。

总而言之，阴狠毒辣的权谋和暴力可以解决百分之九十九的问题，但唯有那剩下的百分之一无法解决的难点，才是整个体系中最本质、最麻烦的关键。

现在，这个麻烦的关键终于扑面而来，却再也容不得再做犹豫了，老登沉吟片刻，终于道：